我的老同学张秀银老师发来信息。原来，她在监考时发现，拙作《甥舅俩》入选高中语文试卷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张秀银，是我在邯郸学院英语系读书时的同学。她喜欢阅读，颇具理性思维。当年，我写出作品，必请她过目。而她，稍许深思，摇头晃脑，总能说出一二三四。毕业后，她分配到魏县一中教书。恍然间，三十多年了。

这篇小文，发表于去年年底的《光明日报》。

创作时，确也颇多用心。

文中的甥舅，是著名的王安石与曾巩。

关于他俩，我们只知道同列“唐宋八大家”，却不知道他们的亲密关系，更不知道他们的人生与命运，还有那么多的瓜葛呢。

1000年前的今天，曾巩三岁，王安石尚在襁褓。

彼时，他们都还是婴幼儿。可是，几十年后，他们出类拔萃，双双成为时代的人杰；1000年后，大浪淘沙，他们更是一同置身历史的巨人。

前些天，我到抚州采风。

不能不说，近代以来，江西被许多人低估了。其实，从唐宋到明清，江西的经济和文化，始终称雄南方。比如文学，直堪与江浙媲美。

文学史上，真是奇怪呢。大师巨匠总是比肩携手、迤逦而出。

唐宋八大家，宋有其六，江西四川各三。四川三人是父子，江西三人则是师生。特别是两位学生辈的王安石与曾巩，不仅是同乡，是朋友，还是甥舅。

的确，曾巩的姑姑，是王安石夫人的奶奶。

而且，他们还是亲上加亲、亲里套亲：曾巩之妹是王安石弟媳，其侄媳是王安石侄女；王安石妹妹的婆母，又是曾巩堂姐。

不仅是亲戚，更是好朋友。

两家是世交，曾父与王父是同学。王安石得遇欧阳修并受到赏识，缘于曾巩的介绍。而王安石对于曾巩文章，更是倍加推崇，其祖母、父亲、母亲、岳父去世后，皆由曾巩撰写墓志铭。

虽是好朋友，追求与风格，却又完全不同。

政治上，王安石胸怀天下，锐意变法，敢吃螃蟹，敢闯禁区，大刀阔斧，舍我其谁；曾巩则属于保守派，身处基层，兢兢业业，踏踏实实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是一个标准的勤吏。

文学上，也如此。

王安石为了实现政治理想，强调文学的现实功能：“所谓文者，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。”其散文雄健简练、奇崛峭拔、笔如刀锋，字字点穴，如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《答司马谏议书》《褒禅山游记》《伤仲永》等。尤其是《读孟尝君传》，不足百字，却否定了历朝观点，实属千秋名篇。

曾巩的文风集司马迁、韩愈之长，古雅本正，温厚典雅，章法严谨，无论叙事、议论都冲和平淡、委曲周详，开阖、承转、起伏、回环皆有法度。其代表作有《墨池记》《赠黎安二生序》《王平甫文集序》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《道山亭记》等。

对于彼此，两人都有着精准的认识。

王比曾小两岁，走上仕途却超前十几年，政治经验更丰富，观人识才最老辣。他虽然称赏曾文，却又看到了其弱点，遂在早年的赠诗中明言“借令不幸贱且死，后日犹为班与杨”。这句话，简直就是对曾巩人生的预言和定位：不适合官场，却可以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文学家。

而曾巩，也同样如此。宋神宗召见时，询问王安石的缺点。曾巩直言“吝”，即执拗、小气之意。这个评价，可谓一针见血。后来，王安石有一个公认的外号“拗相公”，正是“吝”的另解。

但他们，根本上相同又相通。

因为都是君子。

的确如此。两人虽是亲戚加朋友，但王安石身为宰执，从未提携曾；曾巩身为下属，并未攀附王。他们各自坚持自己的政见，互不妥协。政见不睦，徒说无益，那就不见面、不争吵。许多年，他们甚至中断联系。但是，从未互相攻击，只是保持沉默。

沉默中，沿着自己的路径，走向各自的高峰。

王安石，委实是一个千年不遇的天才。一介文人，却又通透政治，并主导了中国历史上继商鞅之后的又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。虽然失败，却为中国政治文明留下了巨大财富。而曾巩，仕途清淡时，在文本上更加追求，揣摩参悟，几近极至。

他俩和老师欧阳修以及文友三苏一起，高擎古文运动大旗，提倡散文，反对骈文，力抵萎靡文风，坚持文以明道，使中国散文正本清源、蔚为大观，从而改变了文学史。

就这样，烟云散尽、落日辉煌时，他们又走到了一起。

元丰六年（1083年）春，曾巩扶母亲灵柩乘船南归。王安石特意迎到江边吊唁。此时，曾巩已病重，到达江宁后便卧床不起。那段日子里，王安石常常探望，执手倾谈。两位老亲戚老朋友，像少年时那样，相好如初。

不久之后，相继谢世。享年呢，都是64周岁。

真是一对相爱相隔、不弃不离的甥舅俩！

不要以为去世，一切就结束了。

远远没有。

诡异的是，他们又都同样被历史误会。

从南宋至元明清，王安石变法被基本否定，甚至被视为奸臣。按照传统评价，变法有“急政”或“苛政”之嫌，引起激烈“党争”，导致北宋亡国。有人在评判两宋时，将王安石与秦桧并列：“国家一统之业，其合而遂裂者，王安石之罪也；其裂而不复合者，秦桧之罪也”。

转机出现在近代。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，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，遂开始重新认识王安石。

史学家称，王安石变法，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。正是这些成果，才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。由此，王安石被称为“千古一相”。

曾巩之文，最初并没有被格外重视。直到明初，文坛才开始将其列入唐宋八大家，但排名最后。进入清代，最富影响的桐城派作家群，更注重“义法”，遂将曾文奉为楷模。康熙年间出版的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，共选录文章316篇，唯一入选超过百篇的作家就是曾巩，计128篇，数量远超其他七人。

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曾文，那就是“纯”和“正”，亦即“义”和“法”。前者是指主题，后者则是指章法。

天下人作文，大都是随意写作，少有得法，缺乏专业。的确，自古以来，文法无迹，仿佛羚羊挂角、老虎吃天，极难操作。而曾巩之文，有法有道、有板有眼，虽无韩潮欧海、苏轼天才，但更扎实、更大众、更实用、更可效法，恰似诗中杜甫、书法二王，是可学可追的宗师。

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淘洗，这甥舅俩，最终都成为历史甄定的巨人。

他们去世九百多年后，我来到抚州，瞻仰先贤，拜谒文宗。

那一天，武夷余脉，群峰青翠。天上白云悠悠，似慈颜、如笑眼。雪亮的阳光，香甜的清风，都鲜鲜地围绕在身边。

这就是原汁原味的时间，这就是徐徐流动的历史。

眼前的世界，繁华且嚣闹，似一汪波动的大海，如一场无终的大剧，更像一株苍翠的大树，春夏秋冬、青青黄黄。所有人，都是一片树叶或一枚小果呢，暂时栖居在这株屹立洪荒的大树上，蓬勃着、摇曳着、梦想着、成熟着、凋谢着、永恒着……

日月无语，天地有心。

唯有时间，是宇宙间沉默的、永恒的帝王！

（发表于2022年12月30日《光明日报》副刊）